7岁开始写作、现已出版9部作品的“90后美少女作家”蒋方舟，今年也参加了高考，并在1月通过了清华自主招生的考试。7日下午，蒋方舟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通知她于7月14日到某门户网站参加关于自主招生的访谈。蒋方舟表示，这意味着清华已经基本录取了自己。（7月8日《京华时报》）

清华大学有意降60分调档录取90后少女作家蒋方舟，体现了清华大学在录取考生上的不拘一格，同时这也是对一考定终身的纠偏。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现已出版9部作品，并曾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媒体开设专栏，这说明这个女孩的语文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今年的高考中，蒋方舟的语文成绩并不好。据报道，高考作文题《举手投足之间》，让这个声名远扬的才女竟然觉得无处下手。她说，自己整整研究了半个小时依然没写一个字。

蒋方舟的语文高考成绩只有117分，这个分数显然不能代表她的语文水平。如果清华大学严格按照高考分数划线录取，那么，蒋方舟就肯定无缘清华。一个语文水平很好的考生，却并不能从高考成绩中得到真实反应。这说明，一，高考成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二，高考成绩并不能准确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其实，这也是一直以来高考制度遭人诟病的最关键一点。用高考来“一考定终身”显然是不合适的。语文水平很高，可高考语文成绩并不好的蒋方舟就是明证。

在目前，国内高等教育仍旧是紧缺资源，上大学并不能全民普及的今天，在暂无更好的人才选拔方式取代高考制度的今天，如何弥补“一考定终身”的遗憾，让蒋方舟们有一个更合适的受教育的机会，对高考制度进行适当变通，扩大大学招生的自主权，让优秀的人通过高考制度之外的渠道进入大学，也是一种必然。从这一点看，清华有意降60分调档录取蒋方舟，体现了清华对“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瑕疵的认识和纠偏，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高招选拔制度。

当然还应该看到，7岁开始写作、现已出版9部作品的少女作家蒋方舟是一个个案，清华大学降低60分有意录取蒋方舟也是一个个案，这是高考制度下的变通、特招而已。对更多的家长和考生来说，蒋方舟不具有大面积复制的可能。家长不能因为蒋方舟的经历，就让自己的孩子走这种捷径。解读清华大学特录蒋方舟，只能是对高考制度的有限变通，相反，如果因此模仿蒋方舟的成长之路，则无疑埋下了风险。能上清华，蒋方舟是幸运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8/011215888529.shtml

“裸身当官”是指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贪官。据报道，6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而庞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于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了(7月7日《新快报》)。

“裸身当官”一般“三步逃”:第一步，先以种种“合理的”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第二步，暗度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第三步，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这有点像一些非法小煤矿主，先把孩子老婆送到外地，一个人守着煤矿，一旦煤矿出了事故，连夜逃走，铺盖也不要。与“裸身”的非法煤窑主一样，“裸身当官”也没安什么好心。

一个时刻准备外逃的官员肯定不是什么好官。古代王朝，为了让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员不至于反叛朝廷，中央政府往往让这些大员的子女进京，名义上是做官，实际是扣为人质。这当然是一种低劣的做法，但确实也是一种制衡权力的手段。如今一些贪官，如果想想自己锒铛入狱，孩子老婆咋办，也许就会有所收敛。但“裸身当官”不一样，孩子老婆已经身在国外，衣食无忧，自然干起违法的事情来毫无顾虑。

现在，妻子子女移居国外在官场很普遍，有的是“全裸”，有的是“半裸”——国内只留老婆。这就让人很不理解，目前，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待遇绝对不是高薪，如果仅凭工资收入，这些官员怎么可以维系子女在国外的生活？而且，很多官员的妻子子女在国外开名车、住豪宅，生活还相当阔绰。官员的妻子子女在国外如此高成本的生活本身就不正常，里面是否有猫腻值得怀疑。所以，对动辄送子女妻子移居国外的官员，不妨逐个查查，看看钱来得是否清白。

更重要的是，“裸身当官”还代表了不自信。当然，官员把孩子老婆送到国外也有很多正常理由。但对于更多的“裸身当官”者来说，却代表了对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不信任。如果一个官员口口声声热爱自己的事业——为国家服务，那么他怎么可以让老婆孩子选择国外的生活？说到底这是一种不信任。而如果作为国家管理层的官员都不自信，那么他还谈何做好为国家服务这项工作？当官员们都把自己妻子子女送到国外，将传递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因此，无论是那些把老婆子女送到国外为以后案发外逃做准备的贪官，还是那些出于对国内环境的不信任而将老婆子女送到国外长久生活的官员，都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有关部门不妨给他们来个“有罪推定”，加以彻查。

“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高达60%的企业家曾因为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机遇……”7月4日，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问题分析报告》显示。（7月7日《中国青年报》）

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与近年来私营企业主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相关。后者是表达愿望的正常渠道，而前者“跑关系”则绝对是庸俗做法。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说明当前政府职能部门与民营企业关系上的错位，换句话讲，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企业仍是管理思维而不是服务意识。于是，才有“高达60%的企业家曾因为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机遇……”的现实。

在一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问卷调查里，74.8%的企业主要求“尽快落实中央政策精神，营造更加宽松的企业发展环境”；80.6%的企业主认为“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是最大的愿望，而参与政治不是目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才是政治参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不否认政治参与是企业主想获得更大利益的需要，但更多是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一样，企业主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解决当前职能部门目前存在的服务缺陷。

转换政府职能，是保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容。因为只有政府职能切实转换了，民营企业才能真正得到公平待遇，健康地发展、成长。而转换政府职能，体现最明显的是与民营企业直接打交道的职能部门，他们的态度如何民营企业家有直接感受。但“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高达60%的企业家曾因为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机遇……”让人不乐观。

实践表明，经济生活中最使人苦恼的是无章可循，无规可依，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没有稳定的预期；政府职能不转换，政府随时可以变更规则，必定使经济秩序陷入紊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通过跑关系、走后门等非明确制度要求下的做法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而反过来，这种做法又加剧了人们不稳定的心理预期。对民营企业，如果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切实转换，就必将挫伤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一是要变管理为服务，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管理和服务不是对立的，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服务，如何把服务意识贯彻到职能部门的管理之中，这是转换职能的关键。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要求职能部门要尊重市场，属于市场的就坚决不有所不为，对于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就一定要有所为。显然，如果职能部门树立服务意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忙于跑关系而浪费精力，也就不会因为程序繁杂、办事低效而让企业错失良机。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7/073115884464.shtml

审计署4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披露了对16个省（区、市）的54个县（市、旗）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调查结果。审计显示，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7月4日中新社）

国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采取中央与地方共担、省级统筹、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模式，是一项惠民政策，各级政府都能够认真组织和落实，但也有不少地方和单位仍旧出现挤占挪用专项经费，仍旧存在乱收费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署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很有必要，而且结果也是令人震惊：54个县中有46个县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有16个县的教育部门及学校共142个单位资金管理混乱、存在乱收费现象。

但是，我在为审计署叫好的同时，又感到非常遗憾。在审计署网站的审计报告全文里，我没有发现一个有名有姓的违规地方和单位。看了审计署的这个审计调查结果，公众并无法知道是哪16个些省市的哪54个县市的哪46个县挤占挪用了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也无法知道资金管理混乱、乱收费逾5109万的142个单位究竟是哪些单位。审计署为何不公布违规者名单？如果审计结果不实，那么就没有必要公开；而既然公开了，就没有必要羞羞答答。

与那些指名道姓的公开相比，审计署的不点名批评会让审计调查的效果大打折扣。对于违规者来说，不点名批评有点像无刃剑，耍起来剑风呼呼作响，刺身上一点不疼。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旦被公开曝光，第一反应是整改，然后给公众一个交代。说它是搞危机公关也好，但总算在公众面前收敛一些。但如果没有被指名道姓地批评，公众并不知道违规者是谁，那么这些地方和单位也就不会如临大敌，面对“曝光”仍无所谓。

审计署在审计调查报告里，针对审计调查结果提出审计建议，其中两条：一是健全内控制度，加强外部监管；二是认真查处乱收费行为，坚决制止乱收费。应该说两条建议都非常好，但问题是，如果连违规者的单位名字就不公布，如何“加强外部监管”？如何“坚决制止乱收费”？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肯定有监管措施，但仍旧出现如此普遍的挤占挪用和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现象，只能说明内部自我监管失效，需要加强外部监管。

公开、透明，把监督权交给公众，把被监督者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大面积被挤占挪用和义务阶段乱收费，说明违规者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是缺少有效监督。对于这样的地方和单位，需要公众用眼睛盯紧它们。可现在，审计署的调查报告对这些地方和单位名字只字不提，公众如何监督？违规者如何整改会不会仍旧自说自话？总之，我想不明白审计署审计的违规者为何都是“无名氏”。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4/122215872297.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4/112615872104.shtml

从7月1日上午开始，湖南省常宁市城区的公交车全部免费乘坐。此举开了全省先河。为此，常宁市政府到目前为止已投入近700万元。实行免费政策后，公交车的乘客比平时多了三分之二。（7月3日《潇湘晨报》）

常宁市实施公交免费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市民远离私人交通方式而选择公交出行，事实上这一政策也达到了预期效果——公交车的乘客比平时多了三分之二。但在我看来，这只是短期效果，长远来看不仅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公交出行，还会进一步加大私人交通方式的数量。将人们从私人交通方式比如轿车里赶出来的关键，是增加公交的魅力，让公交更舒适、更快捷和更具有可达性。一旦公交乘客增加，财政投入遇到限制，公交就无法改善，只会落入更加老、破、旧、慢的境地，而公交失去魅力，自然无法吸引有车一族，也会让以往选择公交的出行者选择轿车出行。

目前各地的公交市场化改革，尽管又不如意的地方，但其市场化改革将公用事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大方向是不错的。对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相反，政府财政包揽、采取免费公交政策，是在重回计划经济老路，是开历史倒车。公交改革、公交魅力的增加，不是仅仅树立人本思想、环保意识就能改变人们的出行选择的，还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用市场竞争让公交增加可达性和无缝点覆盖，才能最终吸引人们选择公交。对于公交系统，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补贴，这也是必要的，但还要让公交企业保持赢利，才能促使企业改善经营。

目前，无论是国内城市的公交系统，还是国外一些公交发达的城市，基本上都引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政府补贴公交企业的方式不变，但要增加市场化运作，比如增加公交企业的自主权、经营权等，让公交企业在相互竞争中通过对符合市民要求的利润的追逐，来改善公交服务，让公交更具魅力。而当公交一旦免费，公交企业在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后，已经无法从市场上获利，公交企业是否改变服务态度、是否让公交增加魅力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没有竞争意识，纯粹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状态，在失去动力后，其结果自然可想而之。

中国的公交优先提了十几年，不仅仍旧面临老、破、旧、慢的现实，反而成全了私人交通方式的发展，让城市道路拥堵越来越严重，交通拥堵成了大中城市的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唯一需要的是减少私人交通方式在道路上的流量，换句话说让私人轿车车主从小轿车里出来，选择公交出行。目前，公交的老、破、旧、慢尚且不能吸引有车一族，如果不在公交服务、公交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增加公交魅力，反而以公交免费让公交内乘客更加拥挤、服务更加落后，这怎么可能用公交减少私人交通方式？相反，它只会让更多有条件的人越来越远离公交，选择私人交通方式。

http://news.163.com/08/0703/02/4FT499E00001124J.html

7月1日上海发生的恶性袭警案又致一民警伤重不治。目前此次事件已导致6名公安民警牺牲，3名公安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受伤的民警依然还在治疗，犯罪嫌疑人杨佳涉嫌犯罪的动机，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审查。（7月3日《现代快报》）

不论是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还是上海的恶性袭警案，都是因小而大最后造成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贵州省长所言，瓮安的群体性事件是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报复行为；而上海的恶性袭警案也是因凶手与公安的纠纷而采取的极端行为。现在贵州省对死亡女孩再次尸检，而上海警方也在对凶手杀人动机进一步调查。不管是前者还原真相也好，还是后者对这一恶性袭警案追根溯源也罢，事情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反过来看，如果贵州瓮安一开始就做好死者家属的工作，还会引发后来的群体性事件吗？如果上海警方一开始就妥善处理与袭警凶手的纠纷，还会引发连捅十人五名警察死亡的后果吗？应该说，两起案件仍是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它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事件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清楚、确定的，而且它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忽视了它，以至于最后因个体极端行为而让事态扩大。

风险管理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一般而言，社会中的人和市场上的人一样，都是理性行动者，其行为都有目的，遵从趋利避害的原则。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利益、偏好、预期和选择不同，个体集合的行动就可能偏离或违反集体的和社会的理性目标，由此产生风险。而所谓风险管理，就是通过理性的控制，使风险最小化。在当前越来越个体主义化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极大化，这给防范社会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复杂系统的一个结点，每个人的个体行为都有可能因偏离或误差给社会带来危害，而现代技术的发达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危害。比如，熊猫烧香病毒的炮制者不过是因为求职碰壁进而报复社会。而且，即便是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因为信息传递的发达也带有普散性特点。比如，尽管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和上海的恶性袭警案，只发生在某个地方，看似遥远的事件，但也会对近身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

社会风险因个体行为而起，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仍绕不开针对个人行为。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一方面在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更加个人主义化的利益、偏好、预期和选择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另一方面，针对日益多样化的个体行为，建立各种保证“自我利益和责任”一致的机制，就像保险公司需要针对各种变化的个体“道德风险”的机制一样。这样把个体行为的异动化解在萌芽状态，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也就不会再发生了。

http://news.sina.com.cn/c/l/2008-07-03/023215860277.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3/100115863900.shtml

近日大众极为关注的深圳房价打赌事件，因为北大教授徐滇庆的突然道歉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作出“已赢得深圳房价赌局”表态仅过一天，徐滇庆1日郑重道歉：目前深圳房价确实在下跌，将于7月11日刊登整版文章向深圳市民道歉；他同时指出，“如果我们能够防范金融危机，哪怕我每天都给大家道歉都可以。”（7月2日《北京晨报》）

针对房价涨落PK，北大教授徐滇庆和财经评论人牛刀就房价打赌不是首次。2005年，在房价PK中，代表房产商一方“唱多”的任志强和潘石屹与代表专家学者一方“唱空”的易宪容几次当面交锋。尽管当时易宪容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任志强和潘石屹，但正如早先易宪容预测房价下跌结果却上涨一样，事实证明他仍旧输掉了那场PK。这与其说人们支持“唱空”房价的学者，不如说“唱空”的学者迎合了民意——民众对房价高企的不满和批判。

现在“学者PK草根评论人”取代了“房产商PK学者”， 徐滇庆“唱多” 房价无论是独立判断，还是作为代言人为房产商摇旗呐喊，都不符合期待房价下跌的民意。别说徐滇庆在深圳房价一年时间内涨落赌局里输掉，就是没有输也不会得到公众的原谅。在公众对房地产行业严重不信任的今天，学者“唱多”房价都会让民意觉得刺耳，进而认为是房产企业的代言人。相反，牛刀“唱空”房价，正和当年的易宪容一样因为符合民意而受到欢迎。

徐滇庆和牛刀就深圳一年期限的房价涨落打赌，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一赌局并不意味着这一命题的关联人群仅限于深圳的常住人口。事实上，房价的涨落，对于那些试图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的群体而言，往往象征着门槛的高低和计划的长短。人们关注房产PK显示了房价本身已经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不能承受之重。而徐滇庆输掉这场赌局，更加剧了公众对学者“唱多”房价的不信任感，这是网友对徐滇庆不依不饶的关键所在。

但深圳房价下跌会持久吗？里面有多少不过是原来泡沫的挤出？深圳房价下跌是否缓解了购房者的压力、人们因此就能买得起房子吗？深圳房价下跌是全国普遍现象吗？为何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现实今年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仍继续较快上涨？等等。显然，老百姓痛恨的高房价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徐滇庆和牛刀之间的打赌，除了让媒体有了新热点、大众有了新娱乐，房价依然是一座民生大山，口舌之争并没有实际意义。

房价涨落PK与那些文化、娱乐PK不一样。关乎它的讨论牵扯到公平、正义、真相、均富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社会学、经济学词语。房地产的走势与价格变动，既与千家万户切身攸关，又附着于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开发商、银行、消费者（又包括投资者和自住者）的多层次多面向互动。最要命的是，房地产既不同于股票与贸易，也不同于其他文化事件，它是一道无法规避的社会难题，几乎没有人能够免疫，也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

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仅仅把房价涨落PK演化成“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方”的口水之争，将一个经济命题简化为一种单向的选择，进行非黑即白的赌注，这是将复杂的经济问题娱乐化。将民生困境转化为娱乐话题，让人们在观看中得到宣泄与抚慰，无论是输家——北大学者徐滇庆，还是赢家——财经评论人牛刀，都不应被认同。徐滇庆说，就房价打赌没有体现严谨的学风。其实，作为财经评论人，牛刀以房价打赌同样有失严谨。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080702/06405045412.shtml

　　在华南虎照片事件公布调查结论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陕西省政府6月30日下午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有关情况，同时启动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虽然这一举措的出发点很好，但在会场，却是不少干部旁若无人睡觉的情景。同时，陕西方面拒绝了所有采访周正龙的要求。（详见今日本报A18版）
　　

　　看到陕西省整风“千人大会”上一些官员打瞌睡，笔者很理解。正如一位干部解释的那样，会议室里很闷，他们实在是有点困；也如一位干部所言，他们在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了解了不少内容，所以再听没有必要。领导干部开会打瞌睡当然不被允许，但这正好说明陕西因华南虎照事件而进行的这次“千人大会”形式大于内容。在笔者看来，陕西省不需要就此进行如此浩大、长久的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只需要公开依法处理华南虎事件的相关人员即可。

　　但令人遗憾的是，华南虎照事件在处理上仍旧一如既往地不透明。陕西省方面只告诉公众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为假，然后对13名相关官员进行一些诸如开除公职、行政记过等处分，而对于公众质疑“周正龙背后的同谋者”并没有回应，同时也拒绝了所有对周正龙采访的要求（7月1日《新京报》），只称没有发现官员参与造假，并用“千人大会”，启动为期3个月的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来“了结”华南虎照事件的影响，当然不能为公众认同。

　　在华南虎照事件里官员到底有没有参与造假，需要异地办案，而不是陕西方面自说自话。陕西省副省长赵正永所言，华南虎照片一事发生在陕西影响了全国乃至世界，损坏了陕西人的形象，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甚至成为国人的笑料。华南虎照事件成为笑料，不只是政府机关作风问题，而是可能存在的因利益而造假现象，这种造假要比周正龙的涉嫌诈骗还要严重。

　　公众早就意识到，周正龙不过是一个替身演员。如果仅把这个替身演员绳之以法，而放任其背后真正导演华南虎照骗局的相关者，那么即使再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都有点不着边际，虚晃一枪。试想，如果揪出藏在周正龙背后的相关者，依法严惩，那么在以后还有哪个官员敢犯类似错误？因此，陕西方面要消除华南虎照事件对陕西、对全国，乃至对世界的影响，让这个“笑料”成为警醒政府爱惜公信力、诚信和转变机关作风的标本，就一定要让周正龙公开说话，异地办案，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总之，让周正龙说话，天塌不下来。

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2007~2008年广东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广东老百姓面临“财富加速集中，收入差异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正在相对下降”的社会问题。（7月1日《信息时报》）

应当说，“财富加速集中，收入差异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正在相对下降”这一社会问题不为广东独有，它是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社会自较长时间以来正承受着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以食品类为主的物价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而去年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主的资产价格上涨除了让高收入群体获益外，并不能增加低收入群体收益，双方之间的差异自然扩大。

就在6月30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2008年1~5月份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仍在高位，1~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8.1%，比上年同期上升5.2个百分点；房屋销售价格继续较快上涨，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2%，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8个百分点。这说明，自去年以来以食品类物价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尽管股市下挫，但房屋销售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仍旧坚挺。

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由于不同社会群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同，在通货膨胀中遭遇的福利损失也不同，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经济地位、定价与议价能力不同，在通货膨胀中的涨价收益也不同。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消费在其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再加上收入和财富为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较小。相反，消费在低收入群体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消费品特别是必需品弹性很小，就不得不遭受损失。

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由于低收入群体相比高收入群体拥有的财产不多，也不可能靠财产性收入更多获益。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主的资产价格上涨，不仅为高收入群体提供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渠道，还为他们规避通货膨胀影响提供了场所。而且，高收入群体对房价、首付比例、放贷利率等都不太敏感，炒买炒卖房产成为他们专利；而中等收入群体无法像高收入者那样对高涨的房价不敏感，也无法从中获益；而低收入者更无缘资产价格上涨而获利。

可以说，正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才造成了“财富加速集中，收入差异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正在相对下降”的普遍现实。“财富加速集中，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对社会影响较大，通货膨胀带给低收入群体的焦虑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引发社会问题；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迅速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公平感。而且，资本市场风险进一步集聚，这在2008年股市有所显现。

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如何化解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由于长期牛市而造成的市场风险，防止股市震荡造成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是当前之需。

http://news.163.com/08/0701/04/4FO6A5KE0001124J.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1/060615847379.shtml

6月30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式公布2007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依托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红火的资本市场，2007年社保基金的收益也达到了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以来的最高峰。报告期基金已实现收益1129.20亿元，已实现收益率38.93%；与此同时，报告期浮动盈利增加额为324.30亿元，经营业绩1453.50亿元，以此计算的经营收益率高达43.19%。（7月1日《京华时报》）

2007年，中国几乎所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依托红火的资本市场，社保基金2007年度取得高达43.19%的收益率，也在情理之中。但应该看到，这种高收益率不过是在特定环境的结果，随着2008年全球资本市场的惨淡和国内股市的持续下挫，在2008年度社保基金收益率如何又将是另一番结果。2007年红火的资本市场是个特例，在以后资本市场趋稳、中国股民投资更加理性后，社保基金维持如此之高的收益率恐怕很难。

而与社保基金收益率相比，人们更关注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提高，社保基金收支规模越来越大。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固然是一个问题，但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不是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2006年上海出现的社保基金案为社保基金安全敲响警钟，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因此，对社保基金加强审计，完善基金要情报告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推动基金管理的制度化仍是当前之需。

而在社保管理体制上，是将社会保险费多部门征收、多部门管理的现状集中为一个部门，还是通过有效分权，相互制约，从而保障基金的绝对安全，这有待决策机构和立法机构明断。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明目前社保管理体制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体制的不完善又让社保基金存在安全风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还必须完善社保管理体制上的漏洞，而这需要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提供制度保障。

与社保基金安全一样，社会保障的数据安全同样重要。2007年5月，日本厚生省社会保险厅爆出丑闻，日本社会保险厅遗漏了5095万份养老保险记录，此外还有1430万份厚生年金记录没有录入电脑，曾经负责收集这些信息的数百个市政机关也早已销毁了原始记录。5000多万件的旧养老金记录找不到“原主”，成为“悬在半空中的养老金记录”。这将直接影响参保人员的利益，甚至可能使部分已经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国民无法按期领取养老金。

相比日本的社保体系，我们起步较晚，管理经验不足，技术手段更低，而且，我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账户记录工作量大，日本社保管理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同样提醒我们的社保管理部门防止出现同类错误。而这关系到参保人员的利益和信任，要比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更为重要。如何完善社保管理制度，确保社保基金的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显然要比确保社保基金高收益率更重要和更迫切。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1/023515845539.shtml